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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诗派很多，主张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必须要在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一个流向来。
现在的问题倒不是诗派如何，而是诗歌的边缘化，诗变成小众的东西，我觉得小众也无所谓。我们现在回顾唐诗，真正大众化的，究竟有多少？
诗歌的命运当然有起伏，目前看来呢，诗运不是很畅，当然是跟媒体有关系，跟书的市场、取向也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诗人本身也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接受诗的人不多，是不是可以把诗写得更雅俗共赏一点？如果能够写得更雅俗共赏，让一般读者更容易接受，那也许诗运会打开一点局面。
我觉得现在诗的最大的问题是诗歌如何平衡。在20世纪的20年代，那时的新月派是格律诗，格律诗写久了以后出现问题，太整齐就失去活力，过分整齐缺少变化。因此，30年代就兴起了自由诗，自由诗当然是从格律诗的过分“韵文化”里面跳出来，得到自由，可是跳出“韵文化”又跳进了“散文化”。因此，现在的诗人，要考虑如何避免过分整齐的格律化、韵文化，又要避免太散漫的散文化，变化之中不失秩序。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诗运会继续不畅。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读者越来越少，听众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多，我觉得做一个读者比做一个听众或者观众要难能可贵，为什么？他的语文要有一定的修养。语文水平并不是认识多少字，而是碰到的典故你知不知道，碰到的历史问题你知不知道，碰到的象征、影射你知不知道。读者要能通过这个抽象的语文，把这个语文背后的经验能够抓到，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听众。
关于散文
诗歌和散文有很大的差异，但不是绝对的。大致上讲，诗更能够抒情，散文有时候可以说理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散文的功用比诗要多，可是诗的强度更大。诗的抒情的力比较足，同时，诗是比较简短而精炼的，所以抒情起来比较快，比较强烈。散文比较长一点，可以讲得复杂一点。
比如说苏东坡的作品，他写前后赤壁赋，当然是美文了，但是他毕竟还有跟读者维持一个很清醒的关系，而且他要交待现实的这一面，所谓现实就是时间空间构成的一种东西。
可是他写起诗来写起词来就不一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马上就跳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欲抒其情，宜于用诗；欲寄其事，用散文比较方便。那么，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诗写过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记下来，我就用散文再写一遍。
关于读者
此外，读者要懂得一点古文。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问听众：你觉得平仄与你有没有关系？听众说没有关系，又不对对子，又不写七言律诗，管平仄干什么。我说不那么简单，为什么中国人开口讲张三李四不讲张四李三？他们答不出来。我说这就是平仄的关系。四字成语有一个原则就是简单、对仗、铿锵，对仗跟铿锵就涉及平仄的问题，张三是平声，李四仄声，张四李三就乱了。中文的一个基本的美学在里面，如果你这一点没有把握到，根本就无法做一个好的作家。平仄还在控制我们日常口语的平衡，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关于文学奖
一些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很多，我认为这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想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不是为了让外国人垂青而写作，所以一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没有那么重要。
同时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也不要那么看重，我一直的看法就是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世界文学奖，把它当作西方文学奖就比较好一些。世界有十几亿华人，华人作家遍布世界各地，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大奖。
文学奖既是幸运之星，又是死亡之吻，西方早就有这样的说法。西方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江郎才尽，无以为继———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就是海明威，两个人都是得了奖之后自杀。这很奇怪吧，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遗憾的？那就是江郎才尽了，至少海明威是这样。
我想作家跟任何艺术家一样，应该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厌倦固有的风格，因此要不断地征服也要不断地舍弃。
叶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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