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昆剧院演员魏春荣在化妆。

北京  宫墙内外的江南意蕴

    公元14世纪末，燕山脚下，从南京得胜而还的朱棣大兴土木建造皇城。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从南方带来的不仅仅有皇帝的称号，也有许多来自江南的文官。于是，北京这个新首都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官阶层的文化，最初有着江南文化的烙印。文化是什么呢？按照易中天教授在《大话方言》里的说法，文化就是人的行为方式。江南士人闲暇时品绿茶穿丝绸，至于文娱方面，会听南曲，有时组织个曲社什么的自己也卡拉OK一番，比如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那时的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当然，天下初定，百废俱兴，江南士人到了北京，还要习服水土，没有这许多闲暇时光用来打发。本来元朝的时候，元大都流行北曲，比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等。元灭亡，大都作为一座城市遭到毁坏，艺人流散。无论是想听南曲的听众还是传唱北曲的艺人，这些因素都留存在朱棣的北京，像种子一样等待着一个“文艺春天”的到来。
    那么，昆曲是怎样流传到北京的呢？这在某些方面是因为苏州这地方“盛产”读书人。读书人中了进士、探花、榜眼甚至状元，就有机会赴京做官。明清之际，考中了进士的苏州人多得不胜枚举。与随朱棣大军北上的那些前辈文官骑马坐轿进京不同，这些博取了功名的读书人，沿着京杭大运河，从水路进京。水脉相连，文脉相通。苏州读书郎坐船北上，也把他们那些嗜好带到了北京城，这当然就包括发源于苏州昆山的昆曲。
    到北京城做官的苏州读书人，是一群特殊的移民，他们来自富饶的鱼米之乡。当时江南一带城市化水平领先全国，坊间娱乐活动丰富。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全国忽而流行港台音乐、广东话大行其道一般，当时江南的文娱活动受到了京城人的关注，北京人也纷纷效仿江南人的娱乐方式。来自江南的读书人，到京城当官。顺着大运河，在京任职的江南官员的家庭戏班，还有苏州籍的戏童们纷纷北上。明嘉靖年间，经魏良辅改良的昆曲也跟着进了北京。当时北京有几个踏青的好地方，比如蓟门烟树，在西直门附近，是老燕京八大景之一。每到春天草长莺飞的时候，很多人在这里雅集，也带来自家戏班的戏子，唱昆曲，直到在夕阳下看到袅袅炊烟，人们还是久久不散。人人争相歌咏的场面，就很像苏州的虎丘曲会了。
    这场景也很让做皇帝的有些心里痒痒的。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些来自东北的满洲贵族，竟也向往起了江南的精致生活方式。首先是康熙南巡，专门从苏州带回一拨昆曲演员，组建“新小班”，内务府的太监们就在景山设置了南府，给这些梨园子弟居住。南府里专门为皇家唱戏的艺人，被称之为“南府学生”。南府学生们也是有区别的，在南府唱戏的太监称为“内学”，从皇宫之外请来的戏子比如说新小班成员称为“外学”。外学在演戏的同时，还要负责教内学唱戏。
    外学全都来自江南，由苏州织造府选拔提供，形成了制度。渐渐的，到了清乾隆年间，景山这地方已经有了一条苏州巷。来自苏州的昆曲演员在这里延师授业，好不热闹。（连载8） 
    刘建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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