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朝廷借洋债

全仗生花笔一支

   《老残游记》作者、候补知府刘鹗，是宣称已集资千万银两的四人之一，其余三位是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尧、监生吕庆麟。刘鹗是张之洞亲自“体察”的。1896年7月，刘鹗应约来到武汉，一路上很是兴奋，在一首诗中写道：“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认借取一枝栖。”，他把张之洞比做三国时的刘表，准备依附于此人，一展筑造铁路、实业救国的抱负。然而张之洞要与他详谈的是他声称已集股1000万两白银的真伪，刘鹗拿出了履祥洋行的凭单，但张之洞发现，上面没有该洋行主管的签字。该洋行总部设在上海，立即电请上海道员黄祖络查询，查明该洋行“并不殷实”。张之洞得出的结论是，刘鹗的集资“全是虚诞”，且系“洋股影射”。其他三人也都逐个面谈或通过驻外使领馆调查，用了三个月才算搞清，吕庆麟“自言系洋股”；方培尧出示的是天津麦加利银行的凭单，也无洋人签名，天津海关道李岷琛亲往调查，银行方面称，方培尧等“并无存款”。只有许应锵，据两广督臣谭钟麟调查，确实在南洋集到了700余万两白银，但“称病未至”。张之洞向朝廷报告说，这四人“全恃洋股为承办样本”“均可毋庸置议”，不必再当回事了。
    张之洞把他当时的处境归纳为三句话：“干路必不可缓”，这是形势所迫；“洋股必不可恃”，这是朝廷的命令；“华股必不能足”，这是现实的情况。他坦言：“其事愈急，其术愈穷。”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两位总督大人，加上一个盛宣怀（他当时在卢汉铁路还没有任何职务，只是张之洞的参谋），三人之间信函频传，反复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借洋债一法。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这是张之洞提出过但被朝廷否决了的筹资主张。现在要来个否定之否定，对朝廷说“不”，这个奏折就难写了。盛宣怀点子多，献计道，奏折“须力言洋债与洋股不同”，商借商还，“必无流弊”，不过，对于“作保一层”，要“含混略过”。盛宣怀清楚，向洋商贷款，不仅要有抵押，还必须要朝廷出面担保才行的。担保是什么意思？借债者一旦还不出，朝廷就要兜底代还。清政府很怕这一条，必然不准，所以盛宣怀建议，担保的事在奏折中不要提及，“含混略过”，将来再想办法，朝廷“自可核准”。王文韶是个胆小谨慎的人，怕这样做弄出什么事来，给盛宣怀打招呼说，这个奏折，你我都不要执笔，一定请张之洞主稿。
    朝廷为卢汉之事下旨，王文韶历来排在张之洞前面，两人联名上奏也如此，并非以姓氏笔画为序，因为王文韶是直隶总督，居全国八大总督之首，地位最高。然而在筹办卢汉这件事上，张之洞是主心骨，碰到如此棘手的事，他也是当仁不让的。1896年9月6日，张之洞拟就了一篇题为《卢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的奏稿，以他俩的名义上报。且看张之洞怎样说服朝廷。
    他首先称赞皇上关于卢汉商办、不准洋人入股的谕旨极为正确，但许应锵、刘鹗等四人声称的千万资金，名为向华商募集而来，实际都有洋股的背景，铁路若被洋股把持了，“自强”不成，反而“自困”。他说，真正的华商，现今都还“势衰力微”，而且目光短浅，对于赚钱，“近则明，远则暗”，目光短浅，在铁路未成之前，他们必然观望，决不可能集起“数千万之巨款”来。所以需要对他们加以引导，引导之法就是借洋债与招华股同时进行，不过开始阶段要把重点放在借洋债上，洋债很容易借到，借到手即可开工，华商见到铁路在延伸，心里踏实了，就会“争购股票，趋之若鹜”，我们就以吸纳到的华股来还洋债。要知道朝廷对借洋债筑铁路是一贯反对的，自李鸿章的心腹刘铭传1880年首次建议借洋债以来，十多年中，朝野人士不知提出过多少次，清政府一概否决。不过张之洞们注意到，朝廷最近的这次政策宣示中，即主张铁路商办的谕旨，只说禁绝洋股，没有说要反对借洋债，盛宣怀的意见很对，可以抓住这点做文章，着重说明洋债与洋股的区别，否洋股，赞洋债。张之洞写道：“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如果洋商成了最大股东，卢汉的路权就被他们控制了；然而借洋债不同，“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路建成后，只要按时还本付息就行，洋债主管不着我们的铁路，所以“流弊”很少，不必担心的。那么怎么操作呢？张之洞接着奏道，为了招华股和借洋债，需要组建一个官督商办的公司，这个公司除负责建筑卢汉铁路，还要授予它将来筑造沪宁和粤汉等铁路之权，为什么呢？因为有钱的华商都在南方，他们对建在北方的卢汉铁路不感兴趣，但对建设沪宁、粤汉铁路都极关注，把这三条铁路捆在一起，归一个公司来管，有利于吸引华商的投资热情；不仅如此，还要找一位“深悉商情”、有“招巨商集巨款之方”的能干大员来负责这个公司，盛宣怀是最合适的人选。张之洞就是在这份奏折中把盛宣怀推荐给朝廷的。
   （连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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