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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画六要
在了解了国画诸般法理之后，最重要的是就整幅作品来确定画的高下优劣。如果说画的优劣可依法理来制定，那么，画的高下只能靠画的品格来确立。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画的品格高下与画的技艺优劣作为品藻的两类不同标准。在最早的《画品》中，列为上、中、下三品（亦称神、妙、能三品），每品中又分一、二、三三级。前面的品级讨论的是画的品格，后面的是同一品级中画的优劣的制定。在国画的品藻中，特别重视画的文化性特征，它代表了一个时期文化指向的总趋势，这种总趋势有恒常的一面，它必须服务于广大的社会并有利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实施。自古以来就有“画以慰天下劳人”的理论。这种评定的总趋势更能给出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发展上看，以画而论的“神、妙、能”三品，渐渐加入了以人的特征论画后，变成了“神、妙、能、逸”四品，而且最终“逸”品被作为三品之外更高品级被推崇，这也曲折反映出绘画以人为本、直指人心的文化本质。
一般讲来，画家作为一个“自然人”与作为“社会文化一分子”的含义是不相同的。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这种不同会表现出一种统一。作为人的本体本质，他对社会的供求与把握，完全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的气韵、格调、技艺、功利、功效等各方面综合地完全体现出来，画家作画“都是为了给社会的人看的”，这使得他要不表现自己都不可能。那么，又如何从总体上来把握画作呢？一般来讲，应时、应事、应人、应物等要求而作的画，大抵上是一种实用性与时效性很强的作品，它们可以精美高妙，但终究是实用的“应景”之作，而发自内心情感需要、理想需要、诉说需要、胸襟需要等“应情”而作的画，也许存在某些法度上的不足与荒疏，但它却能更真诚地表达画家的精神状态。在中国古代，会将“文人”的许多品格作为社会文化标榜的准则，并将这些品格集中到某些特殊的典型人物身上，故而形成了元明以来对“文人画”画格画品的推崇。“文人”指未入仕的读书人，他们于社会无功利能力，且明理重情、敢怒敢言，人们推崇“文人”的品格，实际上也体现了国画对文化品位的更高期望。
重视文人的文化品格，实际上是文化上一种具体化了的理想化追求。将文化品格集中体现于非功利性的德性与节操方面，放在清纯、静虚、宁静、中和等社会秉性与个人禀赋的追求当中。将这些通过自重自持而达到更自由的心灵标准转化成了社会文化标榜之后，艺术品的纯粹化与高格化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于是，在艺术的理性与法式中，强调了个性的关注与创新的追求。小技伤大道肯定要招到非议，炫技害意的做法必定要遭到排斥，故而在国画的品评标准中，技艺永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之上。相反，“别开生面”“生时熟时”等理论都是层出不穷，代不乏贤。
崇高的品格除了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与和谐健康之外，更当有利于艺术规律的把握与艺术家和欣赏者的身心锻造。故而在国画品评中，从作者心胸到画意画法，都要追求光明正大的肯定，而不是犹豫彷徨的游移。故而在不少古代画品中有“奇不涉险，险不入怪”“平不类弱、境显意深”等要求。正是这种以堂正为主而兼容其他的做法，才使国画更重视艺术规律的发现与讲求，也使画家与受众更能沿正道互动而发思，这些都是国画能永恒健康发展之前题。
最后，对国画品格的追求，必须能从更广的文化范围内促使国画对民族文化的进一步深化。不但要在思想理念上，更要在法度语汇上，更大地拓展民族文化的语汇样式。“文人画”将中国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样式诗歌、书法、篆刻一一吸收成了国画中的基本语汇，形成了特有的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文人画”艺术样式。这不但丰富了国画的表现力，增加了国画的艺术能力，在更高的文化要求而且非技艺要求上促进了国画的能力与素养。
诀曰：诸般法理，固然重要，画之高下，更重品藻。先立品位，再看格调。服务社会，以慰劳人。画如其人，人如其道。有俗有雅，有低有高。神妙能逸，古已有招。逸品为上，更重文道。致用必俗，游心才高。沽名钓誉，歪门邪道。一涉钱财，必焦必躁。唯名即俗，讨巧便糟。但履德行，自然标高。清纯为正，和雅为高。不炫小技，勿伤大道。因意立法，不落俗套。画法忌熟，立意要高。生时熟时，肝胆相照。狂怪求新，难有高招。别开生面，切莫招摇。按部就班，不急不躁。东拼西凑，难行己道。朴茂拙实，胜过机巧。人有雅量，自强最要。心胸要正，文采才到。险不入怪，平不类弱。境显意深，结构自然。画有清气，鄙于精妍。笔精墨妙，生动周全。款识印跋，言简意赅。精谨考究，忌俗忌白。思与神合，道法自然。品格如此，画是神仙。
题图为国画《惠安秋》，涛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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