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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衍宗在家下象棋。本报记者薛贵宝 摄
9月8日上午，立秋后的申城凉爽宜人。在水电路一处铁路住宅区，记者专程采访了现年91岁、满头银发、身子骨硬朗的老红军、上海铁路局原顾问杨衍宗。
回忆起当年长征途中的战友情谊，杨衍宗仍然记忆犹新，他向记者讲述了许多长征途中关于战友之情的小故事。
我1915年出生在江西瑞金，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跟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我是一名白衣战士，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卫生队担任司药。行军时，我要挑着二十多公斤重的药品，一天起码赶路七八十里。部队渡过金沙江，抵达四川省会理县城。有一天下午，队伍刚出发，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就在上空盘旋，接着就是狂轰滥炸。一枚大炸弹在离我5米远的地方爆炸，随着一声巨响，我立刻觉得膝盖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敌机飞走了，我才发现鲜血已把我腿上的绑带全染红了，疼痛万分。我只能简单地涂些药，包扎好伤口继续前进。
长征途中，为了不拖累大部队，遇到像我这样的伤员，部队一般情况下都会就地安置，委托当地老百姓保护和照顾。但是，领导我的卫生队队长石大祥同志为了不让我掉队，果断地决定，让看护班班长小刘照顾我，要我跟随部队继续长征。
我咬着牙，忍着痛，艰难地走了一天一夜。当我刚追上大部队，大部队马上又要出发了。我膝盖受伤，加上又走了一天一夜，伤势越来越严重。周围的红军战士怕我实在坚持不住，便建议卫生队领导：“找个老百姓，把他留下吧。”石大祥队长考虑再三后说：“不，还是带他走，把我的马让给他骑。”闻听此言，我泪水夺眶而出，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同志情深，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石大祥同志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平时，石大祥队长对部下关怀备至，在战场上，他也表现得无比勇敢。1936年11月，我们部队抵达甘肃，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山城堡与敌人作战时，前方忽然传来团政委负伤的消息。石大祥队长听说后，毫不犹豫地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前往师指挥所抢救团政委，不幸牺牲。许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石大祥同志。他是我长征途中的领导，是我的战友，更是我的恩人。
由于膝盖里留下了敌人的弹片，长征途中又不具备手术条件，所以我行军走路时会感到非常疼痛。部队到达四川省西北部后，要穿越茫茫的沼泽地。没有受伤的同志走起路来都很艰难，更不要说我这名伤员了。接替石大祥同志担任卫生队队长的是张步峰同志，当他看见我行走非常吃力时，便伸出了阶级友爱之手，把马让给我骑。就这样，在战友的帮助下，我一直没有脱离部队，穿过了沼泽地。要不是这两位卫生队队长的无私关怀，我很难走完长征路。
在长征路上，不知有多少好战友离开了人世，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能活着走完长征路的人，确实是幸存者、幸运儿。
本报记者薛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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